刘庆柱:为历史寻找物化载体

【光明访名家】  

  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陈恒

  2019年初,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,90卷本、总计1500多万字的《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》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。完成了这部写作时间跨越30个年头的大部头著作,刘庆柱、李毓芳这两位考古人终于卸下了一副重担。

刘庆柱:为历史寻找物化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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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柱近照 光明日报记者 刘陆摄/光明图片

  “厚度有多少呢?几乎是我俩的身高之和,3.1米。”一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,他便介绍起这部对我国古代军事管理史、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。一头银发下,当年透过放大镜看见这批刻在牛骨上的皇宫档案时的惊喜,依然那么真切。“这里面的内容,主要跟汉代军工生产有关,对研究当时地方手工业、军工工业以及当时书法、官制等的变化,都有非常大的价值”。

  “说起来,这部著作还与光明日报有不解之缘呢。”刘先生告诉记者。

  时间回到30年前的1989年。“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,听闻未央宫出土了大量骨签,一定要来采访报道。”当时主持这项发掘的,正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队长的刘庆柱。他没想到,一家中央媒体竟对骨签这么专业的问题有如此大的兴趣。一番深入交流后,《西安未央宫遗址出土三万余片骨签文书》一文,出现在光明日报1989年3月7日的头版。“光明日报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最权威的,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。”《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》一书也自那时起开始筹划。刘庆柱说,多年来,自己不仅是光明日报的作者,也是忠实读者。

  早在中学时期,刘庆柱就对历史颇有兴趣,1962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。分专业时,他选择了考古学,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,而“狭义历史学”(文献历史学的五千年文明史)仅仅研究人类全部历史的0.25%,剩余的99.75%则需要考古学去解决。“作为一门新兴学科,考古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,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,以古代物质遗存复原、研究历史,考古学在这片土地上,定会大有作为”。50余年来,这一学术抱负从未改变。

  1968年,刘庆柱和后来与他结为连理的同班同学李毓芳,被分到陕西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,这一待就是整整两年。

  在劳动之余,刘庆柱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选》以及列宁的重要著作。那段经历,不但磨炼了他的学习意志,扩充了他的知识面,也更加坚定了他从事考古研究的信心。“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探讨国家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,正是考古发现与研究,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支撑”。

  1972年,刘庆柱来到咸阳地区文教部门工作,与爱人携手走上了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之路。他提出并启动了秦都咸阳考古发掘计划,花几年时间整理了大量秦都咸阳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。此后,他在《文物》杂志上发表《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》一文,首次在学术界提出秦咸阳城的范围、布局、结构,绘出遗址平面示意图。学界评价这一研究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,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。


  为历史寻找物化载体,是刘庆柱一生的学术追求。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,是他认定的承载古代国家历史的重要物化载体。中国古代都城要从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层面去解读和分析,其中蕴藏着深厚的国家认同核心理念,折射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传承。

  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,刘庆柱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、汉长安城、汉唐30余座帝陵及数以百计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。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,为了获得第一手考古资料,他或徒步,或骑行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穿行于偏僻的田间、崎岖的山路。他说,每年都有10个月左右吃住在工地,没有“工作时间”与“非工作时间”之分。

  改革开放后,我国考古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期。1982年至1984年,刘庆柱主持发掘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,并在中国考古学、历史学上,第一次详尽、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,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的问题,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。

  从1993年开始,刘庆柱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。他主持召开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,对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,并指导此后的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,取得较大进展,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。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进行的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全面揭露、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、世纪之交二里头遗址宫城与路网的发现等。


  和很多学者一样,在占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,刘庆柱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理论、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。他先后发表涉及古代宫城考古学、古代都城考古学、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、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等主题的论文。2000年1月,刘庆柱在光明日报发表《中国考古学五十年》系列文章,连载4期,对新中国考古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化、理论化的梳理。他的许多著作,包括《汉长安城》《汉长安城未央宫》《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》等,在考古和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  “观念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有时候有不小的差距,考古学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。”他表示,受杜牧《阿房宫赋》的影响,阿房宫的瑰丽宏伟、项羽火烧阿房宫的故事家喻户晓。然而,2003年至2004年,在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中,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,他得出当年只完成了阿房宫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、“火烧阿房宫”子虚乌有的结论。这项考古新发现引发不小的争议。“但我坚定地认为,不能用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,而应当根据客观发现,还历史以真正面目,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”。

  “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,当然也更是社会的事业。”刘庆柱时常教诲学生,“夫学术者,天下之公器也”,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,还要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。他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、对社会认真负责,及时整理、发表与出版各种考古发掘报告。


  正是这种使命感和学术抱负,使刘庆柱把自己的战线从考古延伸到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。“文化遗产是国家、民族的根与魂,是我们历史的载体,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”。20世纪90年代,他为三峡工程的文化遗产保护,多次现场考察、积极呼吁;21世纪初,他在全国两会上建言,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文物保护,全面开展考古调查;针对收藏热过火及一些鉴宝节目的导向偏差,他主张遏制收藏领域的炒作;近年来,他又为丝绸之路、京杭大运河、蜀道等文化遗产申遗而四处奔走……

  “考古绝不是仅仅挖几件古董。”采访结束时,刘庆柱说,“考古向科学提供实证资料。作为一个基础学科,考古学能通过对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,探索过去的历史,以史为鉴,让今天的生活更美好。”正是这一信念,让已经76岁的他,依然奔波在一个个考古现场与学术活动中,忘记年龄,乐在其中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06月10日 02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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